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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纯专栏 | 博物馆观众调查与社会问题的关系

2016-02-25 徐纯 弘博网



前几天,时寒冰先生在文章中提出,中国最大危机是人性危机。这是一篇好文,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作为社会事业之一的博物馆,应该如何反映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?我们最重要的社会教育,该如何改善民众的社会行为?这是博物馆做观众研究最优先、最重要的原因!


在做教育活动之前,我们应针对社会现象去做观众调查,才能想出在博物馆里教观众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,让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有恻隐之心,让我们的社会更平和、更融合。这个议题让我想到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初,利用展览来教到城市里来做工的工人如何守社会秩序、如何将产品艺术化、如何成为高人一等的公民。他们的博物馆知道社会进步才是进步,有技巧的工人才能有艺术化的产品,所以利用经济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让工人学习社会理性化、政治民主化,慢慢累积现代社会资本(social capital),成为世界的日不落国。1851年伦敦水晶宫(Crystal Palace)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就是在自由贸易政策下发生的,工人可以买季票,在167天中,天天都可以来看展览。


所以我们在责怪国内这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同时,要考虑在博物馆社会教育中,如何加强关于社会稳定、扎实活动节目的策划。也许发奖品、做竞争节目,除了人来得多之外,我们还应该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去思想、去实干、去学习。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之后,英国的博物馆就社会上工人酗酒、赌钱、去妓院等社会问题而开展博物馆教育活动,博物馆甚至晚间开门来吸引工人的参观,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 

欧美博物馆界做观众调查时,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的扎根方法论(grounded theory),即从民众生活行为中,找社会问题症结,做有针对性的观众调查,然后循着他们生活方式去解决问题;也就是说,列出当前的社会问题,然后分析他们的行为,看博物馆在哪些方面可以使力,就办这些方面的活动与展览。


比如,美国史密森机构(Smithsonian Institution)所作的艾滋病展,其设定观众是15~18岁青年。因为艾滋病的主因是性交不固定,这些青春期期的孩子最容易犯错,所以让他们理性了解就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办法。所以他们做展览之前,就要了解青年的相关行为,他们从哪里知道性交的事情,他们对此生理需求的态度与需求是什么。从博物馆访谈中收集资料去做展览,让他们知道如何更健康地了解自己的生理需求,万一出问题要到哪里去求援,否则后果是什么等等。这样,社会青年就会有健康、正面的知识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切身问题。


美国史密森机构常常针对这种健康议题做40~50个馆的巡回展,一展就是四、五年。除了艾滋病之外,针对老人他们会做老化(Aging)展览。这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老化过程,那么你就会知道每个年龄阶段,该如何健康地防老。在做这些科普展览之前史密森机构会先做关于美国的普遍调查,才能知道民众对老化的认知、态度与需求,这是社会一般人对老化的认识,再去规划,认知不正确的要如何修正、态度不认真的要如何加强、需求不能负担的要如何了解与使用政府有的社会福利,才不会让观众看不懂你的展览。

 

社会是变迁的,博物馆要知道它变迁到什么水平。如果因为有了看博物馆展览的经验之后,博物馆也要做调查,他们的水平是否提高了,那博物馆就要知道,接着要展什么内容、用什么方式,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上一层楼,也就是说即展览的水平要跟着观众跑,而不是观众跟着研究员跑。我们的展览常常会让观众不懂装懂地看,尤其是小小解说员,都背了一些十年之后他可能还不会懂的东西,这叫知识吗?我很怀疑!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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